香港工商总会会长李圣泼：跟着国家走准没错******
中新社香港12月13日电 题：香港工商总会会长李圣泼：跟着国家走准没错
中新社记者 索有为
“我们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第一站选择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成为最早到国外、到东盟国家投资的香港企业之一，我们也确实尝到了甜头，这更让我们坚定了要紧跟国家发展战略的信心，跟着国家走准没错。”
香港工商总会会长、信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圣泼日前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言谈中流露出自信和喜悦。
“我们一直是在全球玻璃制造业中做得比较相对领先的企业，但在十几年前，我们就深刻意识到环保包括新能源的重要性，所以在深耕传统制造业的同时，发力光伏太阳能的新能源产业。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一带一路’，包括现在的双碳目标，我们始终紧跟国家战略，这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和庞大的市场空间。”李圣泼说。
出生于福建的李圣泼13岁时从内地移居香港，深受父亲李贤义的爱国情怀熏陶，把爱国爱港、贡献社会视为应有的责任。
“到香港之前，我一直对香港充满憧憬，香港最黄金的年代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这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国家不断发展进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而香港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保障下，保持着国际金融中心等独特优势地位。”李圣泼说。
李圣泼在担任九龙乐善堂主席期间，带领乐善堂推出香港首个过渡性社会房屋——“乐屋”，并启动首个校舍改建过渡性社会房屋。
谈及创办“乐屋”的初衷，李圣泼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住房问题一直是困扰香港的老大难问题。我刚来香港时，记得父亲曾经带过我们参观他以前住过的地方，当时我就觉得当年的父辈是这么的辛苦。现在香港的住房问题还是没解决，还是有很多人住在劏房，居住环境非常恶劣，就触动了我们思考在住房问题上为社会做点事。”
李圣泼租赁善心业主的空置房屋进行简单装修，建成过渡性社会房屋，供轮候公屋的家庭暂时居住。他曾探访过一位带着两个儿子居住在“乐屋”的单亲妈妈，之前的居住环境曾让她有过轻生的念头，而搬入“乐屋”后环境大为改善，孩子们也变得阳光起来。
如今，九龙乐善堂已提供两三百个单位的“乐屋”，受益家庭在五六百户以上，成为同政府配合、提供过渡性社会房屋的一个中坚力量。“我觉得这个事情做得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改变了不少家庭，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李圣泼说。
曾任全国青联委员的李圣泼，致力促进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增强青少年对国家的向心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李圣泼家族企业为帮助在内地读书的香港学生，着手开办深圳香港培侨书院龙华信义学校，学校从签约、建设到开学，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这是一所‘一校两制’的学校，除了有香港课程，还有内地课程，既能收香港学生，也有内地学生。两地学生在一个学校上学，这是最直接的融合。”李圣泼说：“我们还聘请了100多个年轻的优秀港籍老师到内地去教书。”
李圣泼还对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提出建议，创业虽然值得提倡，但并不容易，就业也可以是个很好的选择，如果把个人未来和国家的总体规划结合起来，就能找到好的发展机会，也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
“从我个人来讲，首先要立足做好本职，在此基础上如果有机会、有条件，就更要去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身边的人，履行社会责任。能有机会让你去履行社会责任，这是一种幸运。”李圣泼说。也正因这样一份责任，他不久前决定参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期望能够为香港、为国家多做点事情。(完)
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购彩地图 |
